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朱晨副教授和团队基于遗传基因数据和孟德尔随机化法，结合了遗传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入考察了饮酒行为对于抑郁症、认知障碍、以及收入的因果性影响，对酒有了更为深刻和科学的认识。
酒，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但是大航海时代陪伴孤独探险家的最佳伴侣，还推进了农业发展，影响了人类历史，成为塑造社会经济文化的推进器。
在中国，饮酒历史可追溯到距今8000余年新石器时期的查海聚落遗址，在那里，辽宁先民品尝到了第一口谷物酒。
在《诗经》的305首诗歌中，与“酒”有关的就有40首；在《全唐诗》近5万首诗歌中，与酒有关的更是多达1万首。
但随着现代医学、流行病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酒精摄入已被证实与60多种疾病风险相关，包括肝癌、结直肠癌、食道癌、胃癌等，“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这一说法也在最近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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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成瘾”和“社交货币”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饮酒对现代人最关心的“健康”问题有损害，为什么酒还没有被摒弃？为什么人们还在喝酒？
这种看起来十分“非理性”的行为如何解释呢？事实上，酒里的主要成分——乙醇——属于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一定的成瘾性，会让人产生依赖。
对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Gary Becker和Kevin Murphy提出了理性成瘾理论（Theory of Rational Addiction），指出饮酒、吸烟等成瘾消费是具有稳定偏好下的最优化行为。理性成瘾理论首次在经济学框架下阐述了人们成瘾行为的原因和机理，并不否认成瘾行为的“享乐”原则，同时也承认成瘾行为将会产生不确定的健康风险，但人们的消费决定依赖于该行为带来的“快感”和“风险”之间的平衡；考虑到个体在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前后一致，因此人们选择饮酒这一成瘾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理性”。
同时，酒具有重要的社交属性，能够承载跨越年龄、阶层、文化和语言障碍的社交重任。经济学家通过一系列博弈实验证明，饮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谈判双方的“信任危机”，减少陌生人之间的沟通成本，从而促进合作的达成。酒的这一社交价值同样增加了人们饮酒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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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基于遗传基因
的饮酒行为分析
但是除此之外，我一直在思考，会不会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让人们愿意喝酒？饮酒有没有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和社会经济结果产生某种直接影响？
这部分的国内外文献还很少，且缺乏因果性研究，针对中国的研究几乎为空白。在现有的关于饮酒对健康或社会经济结果影响的研究中，仍以基于观察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居多。虽然因果关系的存在必然伴随着相关性，但相关性只是因果关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简单地将相关关系误认为因果关系的话，很容易造成对研究结果的误读。
而识别因果关系的“黄金准则”之一就是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简称RCT），但受制于伦理、成本、周期等因素，RCT的实施难度较高。近几年，随着人类基因测序成本的降低，因果推断方法终于迎来了里程碑式的革新，即孟德尔随机化法（Mendelian Randomization，简称MR）。
1986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人类营养学系马丁·卡坦（Martijn Katan）以计量经济学中工具变量法为灵感，首次提出基于等位基因在配子形成时遵循随机分配原则，可以使用基因型作为待研究中间表型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简称IV）来推断其与疾病状态的因果关联，其效应估计值不会受到混杂因素及反向因果关联的影响。
乘着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浪潮，我们研究团队也得益于此，基于遗传基因数据和孟德尔随机化法，结合了遗传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入考察饮酒对于心理和社会经济结果的因果性影响。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的全新研究领域，许多方法和问题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都很有挑战。
已由2007年时的100万美元下降到现在的1000美元以下
研究伊始，最困难的部分是数据的获取。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没有可以拿来做孟德尔随机化的数据。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微基因（WeGene）陈钢博士的支持，使得这项工作得以在2019年春天顺利展开。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决定饮酒量和饮酒行为的遗传基因，这也是孟德尔随机化分析的基础。酒精在人体内的分解代谢主要靠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两种酶的数量和活性决定了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和时间，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酒量，而这两种酶的活性又取决于ADH1B rs1229984和ALDH2 rs671基因型。这两个基因的突变都会导致一个人酒精耐受程度降低，从而自主性减少饮酒行为和酒精摄入量。
我们按酒精不耐受比例和酒量大小将部分省份进行排序，酒精不耐受比例越高的省份酒量越小，反之则酒量越大（图3）。
从全国来看，酒精不耐受人群占比平均为34%；浙江（48%）、广东（46%）、江西（44%）人中的酒精不耐受比例最高、酒量最小；而内蒙古（16%）、陕西（18%）、河南（21%）人中的酒精不耐受比例最低、酒量最大。
有意思的是，山东人一向给人以豪爽、善饮的印象，但单从酒精耐受性来看，并不似内蒙人那样具有天生优势（31%），也许是因为受文化风俗的影响更大。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酒精不耐受的人如果强行饮酒，身体细胞和器官受到的负面影响会加倍，乙醛会在体内累积产生更大的毒害作用。因此，强烈建议喝酒脸红（说明ALDH2 rs671基因型突变、酒精不耐受）的人不要饮酒。
◎图3 酒精不耐受比例和酒量部分省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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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对于抑郁症、认知障碍、
以及收入的因果性影响
为了寻找饮酒对个体心理和社会经济结果所产生的可能影响，我们利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调研数据与UK Biobank等公共数据库，依次考察了饮酒行为对于抑郁症、认知障碍、以及收入的因果性影响。
根据我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抑郁症已成国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017年我国有5636万抑郁症患者，占全球总病例的21.3%，其中女性和55岁以上老年人是高危人群。一些早期的观察性研究报道了饮酒与较低抑郁症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而另一些研究则报道了在不同人群中，适度饮酒对抑郁症的总体作用并不显著，其中严重酒精滥用/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甚至与重度抑郁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引发了关于饮酒和抑郁症之间因果关系的争论。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孟德尔随机化估计结果表明，在我国农村人群样本中，饮酒会降低人们患抑郁症的几率；该关联在英国UK Biobank样本中也仍然稳健。
对于饮酒行为能够缓解抑郁症风险的具体作用机制仍在争论中。其中一种解释是适量饮酒能够减轻压力和改善情绪。在本项研究所关注的我国农村中老年人样本中，被访人长期居住在农村，生活娱乐和压力缓解活动的选择往往非常有限，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因此饮酒作为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其正向影响抵消了负向影响，净作用即为减小抑郁症风险，达到了“小酌怡情”的效果。
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简称MCI）是介于正常衰老所引起的记忆力衰退和失智症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其特征为记忆、语言、思考或判断能力下降。据报道，65岁以上的成年人轻度认知障碍的患病率约在10-15%之间，而50%左右的MCI患者会在5年内发展为失智症。我们发现只要喝酒就会增加轻度认知障碍发生风险，同时降低认知表现（图5）。而反过来说，减少或不再饮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会是降低罹患轻度认知障碍和失智症风险的一种方法。
我们还注意到，酒不仅对饮用者的生理、心理和认知状况产生作用，还会对饮用者的社会经济表现产生影响。在多种社会经济结果之中，饮酒与收入的关系尤其引人关注，且与公共政策高度相关，因为收入本身是社会经济地位和整体福祉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一些研究表明，适度饮酒者的收入高于禁酒者，但另一些研究则显示出混合或矛盾的结果。
我们发现，尽管在我国农村居民样本中，饮酒与收入之间表面上呈现正相关性，但孟德尔随机化分析的结果显示，饮酒会因果性导致收入下降15.8%，且对于收入相对较低的个人来说，负面影响更为明显。我们进一步在英国UK Biobank数据库进行验证，结果与主要结论一致（图6）。总体而言，不论在中国还是英国劳动力市场中，饮酒都会导致个体的劳动收入降低。
经过这一系列研究，我们对于酒——这一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有了更为深刻和科学的认识。对于人类而言，酒同时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作为自然属性的酒，既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影响认知能力，同时也会使饮用者缓解压力、放松心情、激发灵感。作为社会属性的酒，能够产生柔化人际关系、增加相互信任、营造社交仪式感的正面影响，但也有导致饮酒者劳动力市场表现降低、收入下降、乃至因酗酒引起犯罪的负面作用。
通过对酒精不耐受基因演化的模拟，我们还推测出未来30年、50年后的中国人中，酒精不耐受人群的比例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市场中，新生代消费者对于高度酒产品的需求很可能会继续压缩。结合消费者对于健康的整体追求，“微醺”而多样化的低度酒产品会更受青睐。
遗传基因数据可以用来量化消费者的个性化偏好，并为市场细分与个性化商品定制的商业策略。早在2017年，英国啤酒酿造商Meantime Brewing就曾推出依据顾客DNA的个性化精酿啤酒定制服务，以在最大程度上匹配顾客的酒量、甜味以及苦味偏好，定制过程涉及酒精代谢基因、味觉受体基因、嗅觉受体基因等多种基因。
在未来，市场细分的极致将是针对每一个消费者的“1对1”商品定制服务。对于食品和饮料行业而言，这种个性化定制会向两个方向发展：满足营养健康需求，或是满足味蕾需求。而无论是哪一个方向，遗传基因都将发挥作用。
原论文信息：
Wang, X., Chen, Q., Zhao, Q. and Zhu, C., 2022.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income: Evidence from one-sample and 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s. Economics Letters, 219, p.110788.
Zhu, C., Chen, Q., Si, W., Li, Y., Chen, G. and Zhao, Q., 2020. Alcohol use and depression: a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from China. Frontiers in Genetics, 11, p.585351.
Cui, Y., Si, W., Zhu, C. and Zhao, Q., 2022.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from Rural China. Nutrients, 14(17), p.3596.
（注：本文摘自《中欧商业评论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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